教义、法律与伦理的三重枷锁：解析情趣用品被沙特阿拉伯禁止的深层逻辑

在全球商品流通日益自由的背景下，沙特阿拉伯对情趣用品的严格禁止显得尤为突出 —— 不仅禁止生产、销售与进口，甚至对个人携带此类物品入境实施严厉处罚，包括没收货物、罚款乃至监禁。这一禁令并非简单的政策选择，而是植根于沙特阿拉伯宗教教义、法律体系与社会伦理的三重枷锁，是其独特的社会治理模式与文化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。本文将以 3000 字篇幅，从教义根源、法律固化、伦理排斥三个核心层面，结合宗教经典阐释、法律条文分析与社会现实案例，系统解析情趣用品被沙特阿拉伯 “拒之门外” 的深层逻辑，揭示禁令背后的信仰坚守、制度设计与文化认同。

一、教义根源：伊斯兰教法对性伦理的绝对规范

沙特阿拉伯是全球少数以伊斯兰教法（沙里亚法）作为国家根本法律渊源的国家，伊斯兰教瓦哈比派的教义思想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维度。情趣用品的禁止，首要根源在于其触碰了伊斯兰教法中关于性伦理的核心规范，被认定为违背 “真主意志” 与 “正道准则” 的异端物品。

（一）《古兰经》与圣训对性秩序的明确界定

伊斯兰教法的性伦理核心是 “性的神圣性与排他性”，即性仅应存在于合法婚姻关系中，且其目的是繁衍后代与维系夫妻感情，任何超出这一范畴的性表达或辅助工具，都被视为对神圣秩序的亵渎。《古兰经》明确规定：“你们不要接近私通，它确是丑事，是罪恶的道路”（17:32），而情趣用品被宗教权威解读为 “刺激非法性欲、扭曲正当性观念” 的工具，其存在本身就违背了 “性的纯洁性” 原则。

更具指导性的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（哈迪斯）。圣训中多次强调 “夫妻应相互善待，但不可采用违背天性的方式”，而宗教学者普遍将情趣用品归类为 “违背天性的性辅助手段”。瓦哈比派权威学者伊本・巴兹曾明确表态：“任何用于刺激性欲、改变自然性行为的器具，都是对真主创造秩序的挑战，信徒应坚决远离，国家应予以禁止。” 这种解读并非个别观点，而是沙特宗教界的共识 —— 情趣用品被视为 “诱发淫欲、破坏家庭伦理” 的潜在威胁，其传播可能导致社会道德滑坡，因此必须从源头禁止。

（二）“禁止创新” 原则对新型物品的排斥

伊斯兰教法中存在 “伊斯提赫巴卜”（优选）与 “玛斯拉哈”（公共利益）的权衡原则，但同时也强调 “禁止创新”（ bid’ah），即任何未被先知时代认可的新事物，若可能引发对教义的偏离，都应予以警惕或禁止。情趣用品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，在伊斯兰教法传统中缺乏合法依据，且被认为可能导致 “性解放” 思想的渗透，与瓦哈比派倡导的 “禁欲、纯洁” 价值观形成尖锐对立。

沙特宗教最高机构 “乌莱玛委员会” 曾在 2010 年发布专项教法裁决（法特瓦），明确将情趣用品列为 “禁品”（haram），理由是：“此类物品鼓励人们追求肉体享乐，忽视精神净化，违背了伊斯兰教‘以信仰为核心、以家庭为基础’的生活准则。” 这一裁决具有法律效力，成为沙特政府禁止情趣用品的直接宗教依据。在沙特社会，宗教权威的裁决具有不可挑战的地位，普通民众与政府机构均需严格遵守，这使得情趣用品的禁止获得了最深厚的信仰支撑。

（三）性别隔离制度与性羞耻文化的强化

伊斯兰教法在沙特的实践中，衍生出严格的性别隔离制度，核心是 “保护女性贞洁” 与 “维护社会风化”。情趣用品被视为对性别隔离制度的破坏 —— 它不仅挑战了 “性只能存在于婚姻内” 的规范，还可能被解读为 “女性自主追求性满足” 的象征，这与沙特社会中 “女性应保持被动、谦逊” 的性别角色认知严重冲突。

在沙特的性羞耻文化中，“性” 被视为高度私密、不可公开讨论的话题，任何与性相关的公开表达或物品流通，都被视为 “羞耻行为”。情趣用品作为 “性的具象化工具”，其生产、销售与使用必然涉及性的公开化与商业化，这直接触碰了社会的羞耻底线。宗教领袖多次在周五聚礼中强调：“情趣用品的传播会让社会陷入淫乱，让家庭失去纯洁，每个信徒都有责任抵制此类邪恶物品。” 这种文化氛围使得禁止情趣用品成为社会共识，甚至形成了 “举报禁品” 的全民监督机制。

二、法律固化：从教义到制度的强制性约束

如果说宗教教义是禁止情趣用品的思想根源，那么沙特的法律体系则将这种思想转化为具有强制力的制度规范，通过立法、执法与司法的全链条管控，确保情趣用品无法在境内流通。沙特的法律对情趣用品的禁止并非模糊表述，而是形成了 “进口禁止 – 销售处罚 – 使用监管” 的完整管控体系。

（一）进口与海关监管：物理层面的全面封锁

沙特海关法明确将情趣用品列为 “禁止进口的有害物品”，与毒品、色情出版物、酒类等并列。根据《沙特海关法》第 17 条规定：“任何可能危害公共道德、违背伊斯兰教法的物品，禁止进入沙特境内，海关有权予以没收，并对携带者处以罚款或监禁。” 这一规定赋予了海关极大的自由裁量权 —— 只要海关官员认定某物品属于 “情趣用品” 或 “可能刺激性欲的物品”，即可实施扣押。

在实际执法中，沙特海关采用 “宁可错拦，不可放过” 的原则，对疑似物品实施严格检查。2023 年，一名外籍游客因行李中携带按摩棒（被海关认定为情趣用品），被处以 5000 里亚尔（约合 1 万元人民币）罚款，并被驱逐出境；2022 年，一批被伪装成 “健康器材” 的情趣用品在吉达港被截获，货物价值超 200 万里亚尔，进口商被提起刑事诉讼，面临 3 年监禁。此外，沙特还与国际快递公司建立了协作机制，要求其提前筛查发往沙特的包裹，禁止情趣用品通过邮寄渠道入境。这种严格的海关管控，从物理层面切断了情趣用品进入沙特的主要途径。

（二）生产与销售禁令：商业层面的绝对禁止

沙特《商业活动法》第 29 条明确禁止 “生产、销售、分销任何违背伊斯兰教法与公共道德的商品”，情趣用品被明确纳入这一范畴。在沙特境内，不存在任何合法的情趣用品生产企业，也没有任何商家敢于公开销售此类商品。即使是在利雅得、吉达等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城市，黑市中也极少出现情趣用品 —— 一方面是因为风险极高，另一方面是因为需求被严格压制。

对于非法销售情趣用品的行为，沙特法律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。根据《刑法典》第 340 条，非法生产、销售情趣用品者，将被判处 1-5 年监禁，并处罚金 10 万 – 50 万里亚尔；若涉及向未成年人传播或大规模销售，刑期可延长至 10 年。2019 年，利雅得警方破获一起跨境销售情趣用品的案件，3 名外籍嫌疑人通过社交媒体兜售商品，最终被判处 2 年监禁、罚款 20 万里亚尔，并被驱逐出境。这种 “重刑威慑” 使得商家不敢越雷池一步，彻底扼杀了情趣用品的商业流通空间。

（三）个人使用的隐性监管：社会控制的延伸

沙特法律并未明确规定 “个人使用情趣用品” 构成犯罪，但通过 “公共道德罪” 与 “违背风化罪” 的兜底条款，实现了对个人行为的隐性监管。根据《刑法典》第 338 条，“任何在公共场合实施违背伊斯兰教法与公共道德的行为，或持有可能危害社会风化的物品者，可被处以罚款、监禁或鞭刑”。虽然个人在私密空间使用情趣用品难以被直接监管，但沙特的社会监控体系（包括宗教警察、邻里举报等）使得这种行为面临极高的曝光风险。

宗教警察（穆塔瓦）作为维护宗教秩序的特殊执法力量，有权对 “涉嫌违背道德的行为” 进行调查。历史上曾发生过多起宗教警察闯入民宅查处 “非法物品” 的案例，虽然近年来沙特对宗教警察的权力有所限制，但针对 “道德犯罪” 的执法依然严格。此外，沙特社会的 “告密文化” 也加剧了个人使用的风险 —— 邻居、同事若发现他人持有情趣用品，可能会向警方或宗教机构举报，举报者甚至会被视为 “维护正义” 的行为。这种隐性监管使得即使是个人私密空间的使用，也成为一种高风险行为，进一步强化了禁令的执行效果。

三、伦理排斥：社会文化对 “异端物品” 的集体抵制

沙特阿拉伯的社会伦理以 “集体主义” 与 “宗教认同” 为核心，个人的行为选择必须服从于社会的整体价值观。情趣用品之所以被彻底禁止，不仅因为教义与法律的约束，更因为它遭到了社会伦理的集体排斥 —— 在沙特人的文化认知中，情趣用品是 “不道德、不纯洁、不符合身份” 的象征，其存在与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格格不入。

（一）家庭伦理：以繁衍为核心的婚姻价值观

沙特的家庭伦理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，婚姻的核心目的被定义为 “繁衍后代、传承信仰”，夫妻间的性关系必须服务于这一核心目的。情趣用品被视为 “偏离婚姻本质” 的工具，它将性从 “生育责任” 转化为 “个人享乐”，这与沙特社会的家庭价值观形成冲突。在沙特的家庭观念中，“享乐主义” 是一种负面品质，夫妻应追求精神层面的契合，而非肉体层面的刺激。

沙特的家庭结构以大家庭（家族）为单位，个人的行为不仅代表自己，更代表整个家族的荣誉。若某家庭成员被发现使用或持有情趣用品，将被视为 “家族的耻辱”，可能导致其在家族中失去地位，甚至被排斥。这种 “家族荣誉绑定” 的伦理观念，使得个人在面对情趣用品时，不仅要考虑法律风险，还要承受巨大的家族压力。许多沙特家庭会主动向子女灌输 “情趣用品是邪恶的” 观念，从童年时期就塑造对这类物品的排斥心理。

（二）社会伦理：维护 “纯洁社会” 的集体共识

沙特社会的核心伦理诉求是 “维护纯洁与正义”，任何可能破坏社会纯洁性的事物都将被集体抵制。情趣用品被视为 “淫欲的催化剂”，其传播可能导致婚外情、性犯罪等社会问题，因此被视为对社会秩序的威胁。在沙特的公共话语体系中，“纯洁社会” 是一个高频词汇，政府与宗教机构不断强调 “要抵制外来腐朽文化的侵蚀，守护伊斯兰社会的纯洁性”，而情趣用品则被列为 “外来腐朽文化” 的典型代表。

这种集体共识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。在沙特的媒体、教育与公共宣传中，情趣用品始终被描绘为 “危害社会的邪恶物品”，相关话题被严格禁止在公共场合讨论。学校教育中，学生被教导 “要坚守道德底线，远离一切违背教义的物品”；媒体宣传中，偶尔会报道海关截获情趣用品的案例，以警示公众；宗教宣讲中，神职人员会反复强调 “情趣用品是通往地狱的道路”。这种全方位的舆论引导，使得排斥情趣用品成为沙特社会的 “政治正确”，个人即使有不同看法，也不敢公开表达。

（三）文化认同：对外来文化的警惕与本土传统的坚守

沙特阿拉伯作为伊斯兰文明的核心发源地之一，具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，同时也对外来文化保持高度警惕。情趣用品被视为西方 “性解放” 文化的产物，其传播被解读为 “文化入侵”，可能威胁本土的伊斯兰文化传统。沙特政府长期推行 “文化保护政策”，通过限制外来文化产品的进口、加强本土文化教育等方式，维护文化的独立性。

在沙特的文化认知中，“西方文化” 与 “伊斯兰文化” 被视为对立的两极，西方的性自由、个人主义等价值观被认为是 “腐朽、堕落” 的，而伊斯兰文化的禁欲、集体主义等价值观则被视为 “纯洁、高尚” 的。情趣用品作为西方文化的象征之一，自然成为被排斥的对象。沙特的年轻人虽然通过互联网等渠道接触到西方文化，但在家庭、宗教与社会的三重压力下，大多会坚守本土的文化认同，对情趣用品保持排斥态度。这种文化层面的警惕，使得情趣用品即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，也难以在沙特获得生存空间。

四、禁令的现实困境与未来趋势

尽管沙特对情趣用品的禁止形成了 “教义 – 法律 – 伦理” 的三重枷锁，但在全球化与社会变迁的背景下，这一禁令也面临一些现实困境。一方面，互联网的普及使得沙特人能够更容易地接触到外来文化与相关信息，部分年轻人对情趣用品的态度开始发生微妙变化，黑市中偶尔会出现通过隐秘渠道流入的情趣用品；另一方面，随着沙特 “2030 愿景” 的推进，社会逐渐开放，性别隔离制度有所松动，部分领域的社会伦理开始出现多元化趋势，对 “性” 的话题不再像过去那样讳莫如深。

但从短期来看，情趣用品被沙特阿拉伯 “拒之门外” 的现状难以根本改变。原因有三：其一，宗教教义的核心地位未变，瓦哈比派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，任何违背教义的政策调整都可能引发社会动荡；其二，法律体系的固化性较强，伊斯兰教法作为根本法律渊源，其关于性伦理的规范难以轻易修改；其三，社会伦理的集体共识具有强大的惯性，改变需要漫长的时间，且需要宗教权威、政府与社会的共同推动。

从长期趋势来看，禁令的执行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 “弹性化”。随着沙特经济多元化与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，政府可能会在 “坚守教义底线” 的前提下，适当放松对某些 “非明确性” 物品的管控，或者减少对个人私密空间的干预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情趣用品会被合法化，而是可能出现 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 的隐性宽松，只要不引发公开传播或社会问题，对个人的隐性使用可能会降低监管力度。

五、结论：三重枷锁下的禁令本质

情趣用品被沙特阿拉伯 “拒之门外”，本质上是其独特的 “教义 – 法律 – 伦理” 治理模式的必然结果。教义为禁令提供了思想根源，明确了 “为何禁止”；法律为禁令提供了制度保障，解决了 “如何禁止”；伦理为禁令提供了社会基础，确保了 “人人遵守”。这三重枷锁相互支撑、相互强化，形成了一个闭环的管控体系，使得情趣用品在沙特几乎没有生存空间。

这一禁令的背后，是沙特阿拉伯对自身文化与信仰的坚守。在全球化浪潮中，沙特选择了一条 “坚守传统、抵制侵蚀” 的道路，通过禁止情趣用品等可能挑战其核心价值观的物品，维护社会的稳定与文化的纯洁。对于沙特而言，禁令不仅仅是对一种商品的限制，更是对其社会治理模式、文化认同与信仰体系的维护。

理解这一禁令，需要跳出 “自由与禁止” 的二元对立思维，从沙特的文化语境出发，尊重其独特的价值观与社会治理模式。对于外部世界而言，沙特的禁令或许显得 “保守”，但对于沙特人自身而言，这是维护其生活方式与精神家园的必要选择。在未来，随着沙特社会的变迁，禁令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，但只要其 “教义 – 法律 – 伦理” 的三重治理模式未发生根本改变，情趣用品被 “拒之门外” 的总体格局就不会动摇。